保守派和改革派是党内的两大派系，他们的恩怨要追溯到五十年前。
那时新共和国刚成立不久，许多制度和政策还属于摸着石头过河的阶段。因为大灾难的发生，国家的地理面貌发生了严重的变化，一个多世纪积累下来的生产资料和基础建设大量损毁，所有的一切都要从头开始。
屋漏偏逢连夜雨，大灾难的余波又一次侵袭了这片土地，旱灾、水灾、虫灾接连不断，老百姓苦不堪言。
这个时候，一个叫卢曜康的青年干部站了出来，他发现“地理大变化”发生之后，许多地方的地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改变，原先贫瘠的土地变成了千里沃野，原先的崇山峻岭现在变成了河套平原。
他号召大家进行迁徙，在更为肥沃和安全的土地上进行资源开发和建设，我们现在的很多城市都已经不是原来那个城市了，只是套用了过去的名字，在他的帮助下，国家生产力渐渐得到了恢复。
卢曜康在人民心中的声望越来越高，吸引了很多人聚拢在他的身边，也让原统治阶级产生了不满。
原统治阶级认为，现在之所以有新共和国，都是在大灾难发生的时候，他们率领老百姓躲避天灾，安家落户，也是他们冒着生命危险保留了过去的大部分制度和基本生产资料，才让国家概念得以存续，民族不至于消亡。
原统治阶级和卢曜康的追随者们发生了意见上的分歧，最终决定各退一步，在保留原统治阶级制定的制度和政策基础上，一步一个脚印地慢慢发展。
于是，党内两大派系正式诞生了。
只不过和五十年前不同，现在的两大派分歧不在于思想，而在于利益罢了。
国家领袖卢曜康在三年前就已经身体抱恙，主持不动政务了。他把权力交接到了自己的徒弟，中央政治局常委会委员长晁崇阳的手中。
晁崇阳是改革派的领袖，一直致力于国家法律的完善和国有企业的私有化改革，他认为国家生产力发展的滞缓和老百姓的生产积极性脱不开干系，人都是趋利的，假如不放开宏观调控，国家的经济、科技、文化都会一直处于落后于过去的状态。
保守派的领袖，国民大会常委会委员长乔童舟却认为，放开监管的代价就是贫富差距的进一步加大，政策的不可逆转性和阶级固化。假如强化私有制，直接受益人不是处于底层的老百姓，而是权贵和大资本家。穷人没有先进的生产设备，和资本家竞争不具备任何优势，到最后就会变成大资本家垄断市场，穷人一辈子为资本家打工，国家、政府甚至也会渐渐沦为资本家的盘中餐，这个头绝对不能开。
自此，双方开始拉拢各方势力加入自己的麾下，明争暗斗了数十年，相持不下。
直到那只黑暗中的手点燃了导火索。
“乔老，今天冒昧地前来，是因为有件事儿必须要跟您商量。”
李敬龢毕恭毕敬地说道。
“我有一个扳倒改革派的计划。”