父亲原先一直是在别人的公司里上班。
他的开车技术一流，但就是没有耐心，他最恨的就是跟在一辆打瞌睡的车後面。每次只要遇到这种情况，之後发生的事不必说，你总能听见母亲在车子後座惊叫的声音。所以後来父亲批评母亲上车就睡觉时，母亲就反讽她：“你开车，我们不睡觉的话，是迟早心脏会休克掉的”。
就和他的开车技术一样，他的做事本事也是很高的，所以在公司里能做到很高的位置，但也就是因为他的脾气急躁、没耐心，和他开车一个调调。在公司里和老板顶撞的久了，连老板都会受不了。在新台币面临汇率风暴的那段期间，每一个公司的经营者都在极尽本事的下令主管打击上手的供应价格，父亲任职的公司也不例外。就在一天早上的主管会议中，因为父亲坚持工厂的成本预算也应该有个合理的底线，而不是简单的拿计算机用汇率就决定了，老板竟然愤而站起来大声说：“你是在领谁的薪水？”
之後他就决定自己开门做一点事。
他在那个时候有一些钱放在股票市场，以玩股票的人来说，他那些钱真的是一点点、看都看不见。但是在我们当时的家庭经济来说，也算是一笔钱。为了自己做生意，他卖掉了大部分的股票——不说你也知道，是在股票赔钱的时候卖的。
也是因为那个鬼打架的脾气，他竟然决定自己去开发产品。
自己投资开模具，自己付钱请工厂生产产品，然後就往英国的一个客人那里送。
从开始做那个生意到父亲觉得不对劲时，已经是一年的时间了。客人正式的订单没有来，送出去的样品却都可以成为一笔订单咯。这个时候父亲手上的股票早就都已经都没有了，而且开始有了开出去的支票必须兑现的压力。
父亲开始向亲友借钱，但是这个路子是有限的，之後父亲开始借高利贷。
当时父亲借高利贷，是开远期支票还款，另外再开一张本票作为担保品。父亲是在担保用的本票後面注明还款用的支票明细。那麽支票兑现後，本票也就作废了。
直到这个时候，父亲才同意了母亲的建议去英国实地看看情况。等他自己到了国外亲自去拜访客人时，才真的整个人都傻掉了。
客户公司小的不如街上的杂货店，而他送到客人的货品，客人也早就分配给那些连锁大卖场给卖掉了，货款当然也就帮父亲都给就地先“分配“掉了。
当然，父亲的生意也就死了。
但是父亲没有这样就死心。
他坚持自己亲自披挂了上阵去面对市场，所以他到了英国，之後将我们也都接了过去。
在英国晃荡了几年，父亲始终由於自己手上并没有足够的资金，依然没有办法打进市场；而在台湾，他也因为没有钱後继，而失去了工厂的支持。
最终，他还是倒在这个生意上，即使是自己亲自上了战场，赔上的却是包括了房子的自己全部资产。
之後，父亲在一个偶然的机会下，带了我们一家人到了中国，帮一家外国公司做事。
但是这个公司的产品，在中国市场完全的不符合中国人的习俗。
之後父亲又和人去搞化工，在那里又摔了一个跟斗。他在当地政府领导的主导下，和当地的一个集体事业单位合资搞化工产品生产，产品出去了，货款没回来。合作的生意没做成，自己还成了不了了之的债务人，因为签约时所承诺的投资金额还没有全部到齐！
这时，看起来时运要变了，有一个叫张恩玮的台湾人找了父亲要请他去上班，负责主持在中国设立分公司的事。由於父亲对他说的那个行业是又有经验又有概念，因此对方出了好价钱来请父亲去负责这个新公司。
父亲去了，这一次他没有躲的过，那几个台湾人的新公司没有做起来，而父亲倒变成了实质的债务人，是真正的要还钱的债务人。
张恩玮利用父亲的全套企划，由父亲出面和市级地方领导建立关系，顺利的演出了一场戏，在第一回合中就骗取了在越南的华商的四十万美元而潜逃，而所有在当地所留下的债务，包括了应该给父亲的薪资，就都留给了父亲去善后。
父亲开始想办法找其他方面的合作，想方设法的去搞了一个木业加工厂，想利用这个合作的过程来弥补各方的经济损失，摆平自己要负担的“别人的”债务。
到了这个时候，我和哥哥二个人在这里上学及生活的费用，父亲已经没有能力照顾，所有都是由母亲去工作来想办法支援。
一直到这个时候，母亲都对父亲没有真正的怨言，就像我们知道的中国的贤妻良母一样，继续做她该做的事；她爱她的孩子、当然也爱她的家庭，包括那个搞死这个家的父亲，母亲依然还是很尊重他。
母亲的话或许是对的，至少母亲是这麽认为的：“我上辈子欠他的，他这辈子的命不好，我也只有跟着他走完这辈子”。
但是母亲希望我们二人、也一直叮咛我们，一定要认真做人，要脚踏实地的去做事，不要像父亲一样，老是眼睛看到的比手构到的要远。
之前，我并不是真的完全了解母亲说的意思，直到现在我才知道了她在批评父亲的是什麽。
母亲也曾对父亲抱怨过：“为什麽你对别人的问题，分析的都头头是道，正确的像个先知；但是对你自己的问题，却老是搞的混混沌沌的，总是出错？”
我们的台湾证件会过期，其实原因也很简单，而且父亲的思想模式错误要负主要责任。。
首先，哥哥的兵役问题没有可以办理缓徵的条件。之前一直听说台湾的兵役法要改，父亲认为等一等是值得的。所以就开始等了。
其次，父亲在这里必须去背一屁股莫名其妙的债务，而又碰上一连串的麻烦，他始终陷在解决问题、解决矛盾的过程里，不要说是赚钱了，他都几乎要成为乞丐了。而母亲的收入只够我们二人的生活费，连学费都必须挖工厂的货款来转弯。
所以回台湾处理证件的事就这样的给拖下来了。
而学校念书的事绝对不可能在中间停下来。
如果哥哥办休学先回去当兵，谁都不知道从开始在台湾的兵役报到，到入伍通知书的正式入伍，这中间要在台湾等多久，那麽也就没有人知道休学的期间一共要多久？
那还休啊？
就不提哥哥到退伍都那一把年纪了，他是不是愿意回到学校继续上课？先就学校里都没人知道他是来干什麽的！
更可能是班上的同学毕了业都回过头来当他老师了！
而父亲和母亲对我们二人念书的事，非常的在意，他们不是指望我们学业成就，而是这麽多年的东奔西跑，他们希望我们能在这个时候，抓住这个特殊的条件和机会，能坚持并完成大学的教育。
至少他们认为，这样对他们自己也有个交待，当然也对我们完成了教育的责任。所以在过去的这二年里，不管经济上是什麽条件，至少我们是挺过来了，在这里也完成了前二年的大学教育，如果顺利，再有二年，我们就可以完成大学阶段的学习。
不管是对我们自己，或对父亲和母亲，这都是我们所热切期望的结果。
直到我们的台胞证也到期了，我们必须再次出境更新台胞证。
而“出境”就是指去香港，我们就同样的不能理解。香港算“出境”？那麽香港的“中国旗”算那门子？
要去香港，就要有台湾的护照，而我们的台湾护照也过期了，那不就是要回台湾吗？
不管我们有多少政治性的非政治疑问要辩论，总之，回台湾处理我们的身份证、更换护照，这些都变成了必须的工作。
我们原本是打算叫哥哥一起回来办理的，但是真的没有人能明确的回答，哥哥要是回来了，兵役的这一关要怎麽过，所以之後才变成母亲带着我先回来。
一方面办理我的身份证及台湾护照，另一方面是去打听，是否有任何可以办理缓徵的途径及确切的手续。
如果有途径可以办理缓徵，那麽在确定了各个程式之後，再由父亲带着哥哥回来办理。如果到时，父亲依然不能离开，那麽母亲再跑一趟就是了。